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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明表示,“宽货币”到“宽信用”传导不畅,其根本问题是宏观总量与微观信贷的关系失衡。“从供给侧来看,在‘三去’改革背景下,中小企业违约可能性上升。与此同时,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表外资产回归表内,加上大量不良资产消耗银行资本,银行信贷提供能力有限,风险偏好下降。”明明表示,从需求侧来看,内需乏力无法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再扩建,并且在经营风险较大、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,小微企业变得更加保守,不愿意以高成本借贷资金进行扩张。他表示,即使央行实施宽货币政策,企业的投资不足与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缺乏,使得目前信用仍处于紧张状态。只有市场的信心恢复,才能看到融资条件的改善,因此政策重心需要放在增强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。

业内人士认为,网络互助产品不受《保险法》的约束,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互助或互联网保险,因此是否由银保监会监管尚未有定论。原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曾公开呼吁,网络互助无法可依,没有法律予以规范。“在没有监管之前,起码应该组织自律,要定下原则,否则随着人数越来越多,万一发生风险很不好办,所以需要监管,需要自律。”

针对这种现象,杨雨龙认为,量化基金选股股票池分为限制在基准指数成分股内选股、非限制在成分股内选股两种情况。前者多为指数增强类产品,由于选股池所限,超额收益相对不会太高;后者超额收益会相对高一些,波动也更大。量化对冲类产品从2015年股灾之后,股指期货一直处于贴水状态,如果采用股指期货对冲,现货做出的超额收益率会受到“侵蚀”。

福特汽车(F)被指虚报Ranger等车燃效,在美遭集体诉讼。爱奇艺首席内容官表示,2019年爱奇艺的内容投入仍然超过200亿元,保持两位数增长;自制内容保持三位数增长,自制戏剧达到100部,头部综艺达到60部。京东(JD)被曝撤出澳大利亚市场。该公司回应称,系正常调整。

借鉴新加坡经验,1991年,上海最先试点住房公积金制度。那个时候还是福利分房的年代,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房地产市场。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地方遭遇财力困难,企业效益滑坡,住房解困速度下降。一方面要加快住房建设步伐、缓解住房紧缺矛盾,一方面又要提高职工购房支付能力,将市民的一部分经济力量投入到住宅上来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住房公积金制度应运而生。

一方面,国库有存款,政府还借钱的现象不合理,有些地方政府资金充裕,却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,比如回购收费高速路,让其免费通行,但此举反而造成了交通拥堵。另一方面,财税部门只想着多征税,但没考虑经济效益和纳税人感受。比如,最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,但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。这当然有征税力度提升和监督加强的原因,但现实中很多时候,这也是因为财税部门抓错了严监管的重点,以及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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